继今年9月承德“第四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之后，11月12日，又一个以女性文学为话题的座谈会在重庆召开。
座谈会“非组织”地围绕中国女性文学写作实践与发展，展开了两个方向的研讨。即：一，对本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评价，即女性文学作为女性生命体验，对应女性主体和女性意识阐释表达之后，其文学期待成功与否及其意义；二，审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中国女性文学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对历史并不太长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理论的反省和梳理。
北京大学教授谢冕认为，近年来女性文学的繁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骄傲”。他说，中国女性文学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中，大体走过了三段历史进程，即女性觉醒争取女权的时代；投身社会运动的时代；突出性征，女性反归自身的时代。他认为，第三阶段“是中国社会开放的产物，呈现出与世界同步的状态，是女性文学最接近本真的性别写作阶段”。他说，“——以往幽微而闭锁的女性世界，带有极大的神秘性，现在由于女性作家的开展，使这一神奇而丰富的世界在文学中有一种空前的展示，”“——要是说，中国当代作家在个别和总体上都未曾作出超越他们前辈的成就的话，那么，当代的女性写作是唯一的例外——她们的性别写作以及揭示女性独有的私秘性方面，是对历史空缺的一次重大的填补。”但他对一些女性作品“似乎表现出对于‘男性窥视’的‘自觉迎合’”，表示隐忧。
南京大学教授丁帆将20世纪女性文学的发展概括为“女奴、女性和女权的文化选择”。他肯定由王安忆、铁凝、陈染所代表的文学将中国女性文学提升到一个自觉意识的层面，但同时指出，进入九十年代，女性文学已在双重话语的挤压下变形。对作家从事个体写作的精神活动在此文化背景下能否成为正常值，丁帆先生表示怀疑。他特别提出，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以“文化夺权”的激烈言论，把女性文学孤立化、绝对化，事实上只会将女性文学送上“断头台”。福建省社科院研究员南帆指出，女性文学所持的“反抗姿态”其实质就是“女性要在文学中站立起来”。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对由此而来的女性文学所将要面临的社会学和美学问题持谨慎态度，他发问：“这个弱势群体将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位置？她们企图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建立某种新型的女性霸权还是期盼某种性别平等的社会图景？这一切如何同今天或者明天的复杂现实互动？”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孟繁华以“女性文学话语实践的期待与限度”为题开展自己的观点。他首先肯定女性话语是这个时代最具冲击力的理论话语之一，指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评介及阐释者对这一话语曾寄以厚望，她们借助欧美60年代末期兴起的理论潮流，期待能为有漫长女性压抑史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带来新风，并重塑女性形象”，但他认为，“这些理论评介到中国或重新被阐释后，在实践的层面都遭遇了不尽如人意的期待和限度的矛盾”。具体体现就是女性文学并未能有效触动现实中“陈腐”的男女性别观念，而女作家对应女性批评理论的话语实践亦不尽如人意。首都师大教授吴思敬以陈染、舒婷等女作家的创作为例，高度评价女性文学创作是与生命共同律动的“把心掏出来捧给读者”的精神活动，“震撼人心”，“无可替代”并“填补人类认识空白”；他同意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仍旧生活在最底层的说法以及世界科技发展为女性带来的广阔前景，肯定女性主义存在的必要和女性文学未来写作得天独厚的优势，他说：“女性彻底解放的目标一天没有实现，女性主义就有它存在的价值”，“女性所创造的精神成果，就像男性创造的成果不只是属于男性一样，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属于全人类的”。中国社科院教授陈骏涛谈到女性文学谋求持续发展时，认为主要是应当着力处理好五对关系，即“性别意识和超性别意识的关系”，“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关系”，“自恋、自省和自强意识的关系”，“内视角和外视角的关系”，“消解男性中心和促进两性和谐的关系”。他认为，对这五对关系的整合和协调，基本上概括和决定了中国女性文学的现状和指向。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马相武认为，中国女性文学发达的程度取决于三点：第一，女性文学对于“男性文学”的介入程度；第二，女性文学研究本身所达到的深度；第三，男性以何种方式和角色进入女性文学。他解释说，女性文学“宿命”地要同“男性文学”的共同发展，女性自身的觉醒不可能完全排斥男性参与或男性参照，恩格斯所概括的妇女解放的两个客观条件“消灭私有制”和“家务劳动社会化”，都以男性参与为必要因素。他说，中国女性文学应当自觉地开掘两性公共话语资源，充分利用女性主义同现代西方的若干显学相切生成的理论视野和话语资源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中国文联研究员刘锡诚认为，女性作家包括女性批评家，应当更新知识结构和开阔文化视野，譬如，读一点历史，读一点人类文化学的著作。他说，人类文化学对于妇女、妇女学的研究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了，女性作家一味关在小屋子里“闭门造车”，是不可能创作出真正划时代意义上的巨著的。琼州大学教授毕光明称中国女性文学的繁荣发展已经造成男性世界的“某种恐慌”，他说“事实上，文学最重要的是一种表述，一种学识，不可能对既存的世界构成根本的实质性威胁”，他个人对女性文学持“喜悦和兴奋”的态度，但他认为女性写作应当参照男性文本。四川师院讲师吴晓川则对女性写作着眼于性别对抗的诸如“痛苦”“失落”“受伤”以及“身体写作”表示异议，他以女学生们“男作家笔下的女性是美的，女作家笔下的女性是丑的”的说法，告诫女性写作注意与读者的距离。
富有意味的是，女性学者和批评家在这些问题上的表述同男性学者和批评家一样，并没有因其自然性别而表现为学术基本态度上的整齐划一。但女性学者和批评家所持“为女性写作的价值、意义提供辩护”的基本姿态，却又一次说明女性在强大的男性中心文化背景下“被压抑的弱势群体”的文化地位。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张慧敏以美国莱温斯基现象、印尼女性华侨被辱等社会案例，说明迄今为止女性在全世界仍处于被消费被暴力被歧视的现实境遇。她认为，只有充分揭露性别差异对女性构成的伤害，才能昭显女权主义合理存在的文化背景。北京经贸大学讲师董瑾提出，应当就女性文学理论与女性批评家的理论渊源关系进行梳理。她认为，与“西马”有深刻渊源的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广为盛行，是解读女性文本的必然，因为传统话语对深深浸润女性本质的女性文本根本束手无策。她说，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批评家之女性写作所取的激进姿态，完全是由长期以来女性的被疏离和其边缘状态所决定的。她称部分女性作家的“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是对男性中心意识形态产物——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写作规范的反叛，因此，需要调整的是男性的解读策略，而不应当对女性主义批评姿态一味指责。她称：“在女性话语被遮蔽、被覆盖太久的今天，谈论整合与双性和谐是一种奢侈。”北京大学博士贺桂梅承认女性文学目前确实处于某种被质疑的尴尬处境。但她认为产生这种滑稽意味的悖论情境，除了可以指责质疑者陕隘的男性中心意识以及对性别问题缺乏必要的反省以外，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来自“女性文学”研究本身。因此，她提出，女性文学与抽象的启蒙主义的“人”的话语之间的关系，女性文学与经验主义的性别话语之间的关系，以及将研究性别立场简单地理解为某种女性立场的直接表白即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立场的关系，这三者是女性文学需要反省或者说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她说：“启蒙主义的所谓‘人’，常常不过是男人的化身；经验主义的女性话语则将‘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始终限制在女性作家作品，从而无法对整个文学作品中的性别表述作出分析”，为此她提出，应当有意识地“超越”“女性文学”的狭隘界定，有效地吸纳文化研究和社会身分研究理论的观点和方法。洛阳师专副教授朱青对女性批评和女性写作均提出不同看法，她说：“——我国妇女之不利处境，不完全出自父权制，它主要不源于性别制度，而更多地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是多参数、多变量的函数。西方的女权主义者主要来自中产阶级，从她们中产生的理论体系，不可能完全适用于正在为温饱而奋斗的广大中国妇女”，“——我们女性作家群体的视平线，高于我国妇女生存状态的平均线，绝对数量大的底层妇女群，代言人职位空缺，成为观察的盲区”，为此，她主张“作家写作视点下沉”。湖南师大副教授赵树勤强调应当加强女性话语启蒙的意义，她说，“中国妇女解放，尤其是精神的解放还远未完成，需要女性文学担负滋润、培育广大女性的使命，让她们认知自己的精神性别。”郑州大学副教授樊洛平对女性文学未来一个时期的文化策略概括为三点：即“还原女性历史生存真相”；“重建和批判两性关系”；“女性的自省和自强”。本次座谈会的主持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委员会秘书长谭湘称“女性以文学建构文化空间的努力确实遇到了重重阻力”。她说，“阻力不仅来自性别，更多的来自隶属于文化的方方面面，这对谋求发展的中国女性文学是严峻而严重的考验”。她说，女性文学尤其是研究工作者，应当自信，坚守，切忌浮躁。她将理由归纳为四点：一，女性批评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改弦更张”、“紧急煞车”，而是太小，太少，太不充分，是如何“长大成人”的问题；二，承认女性文学的“进行时态”和其“开放性”，以“女性文学不是什么”的“减法”把握其要义实质，以“女性文学应当怎样”的“加法”，指导其话语实践；三，女性文学前景广阔，女性话语批评可以大显身手；四，女性文学批评更多的是思想的学问，而非实践的学问，其目的是通过文本的解读、文学现象的分析，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言说自己的发现，她的真实意义也是“超性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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